公廨是指中国古代官员的办公之所。在两千年以上的历史上，历代王朝统治者基于“民非政不治，政非官不举，官非署不立”的理念，十分重视公廨的建筑格局与行政功能。在漫长的过程中，由于中央集权的不断完善，公廨规制从分散而集中，建筑模式逐步统一。

 

　　明代公廨的形成来源

 

　　关于公廨的历史记载，最早可见战国时期。公廨最早被称为官府。在东汉大鸿胪寺在改为佛寺之前为做官府，故称官寺，又有“署”其称呼。廨”这个词语，最早可见东汉，经过南北朝后，用例逐渐增多。到了唐代，公廨、官廨、廨宇、廨舍、公署、官署、廨署、衙署、衙门等众多称谓，遂为普遍。

 

　　在众多关于公廨的称谓中，“衙门”“衙署”最为通俗。

 

 

 

　　关于公廨的众多词语，大多追溯于汉代，语义稍异。其后经过各朝代的词语混用，伴随着语义融合，逐渐相近，至少到了宋代，语义几乎一致。明清时期，继承宋元文化已为习惯并在使用。到新中国后，这些词语均被“政府”取代了。

 

 

　　就行政区分而言，公廨大致分为中央公廨、地方公廨两类。虽然本文主要论及的是地方公廨，但每个朝代地方公廨很大程度上受中央公廨布局的影响，因此我们将看历代中央都城与公廨的建设演变。通过历代王朝的都城建筑演变，我们可知中国古代都城建筑文化的大致情况。由于历史原因，秦代以前的公廨布局已不可考证。但能推断出中央公廨大部分都设在宫殿内或附近，这是中国古代封建王朝的一个传统文化表现。

 

 

　　明代建筑政策及公廨建筑

 

　　中国古代历史上，历代统治者都十分重视公廨建筑。但宋代以前，不管在中央还是地方，公廨建筑均处于或有或无的状态。北宋初的中央官僚亦无公廨，遇出省急事，官吏僦民间屋暂住。

 

　　明代以前，公廨只不过“听事”之所，虽然已定办公与居住“合为一体”的建筑格局，但事实上，僚属总在私第或民屋处理事务，每件事情“既然稽缓，又多所泄漏”。不难看出，宋元时期公廨对国家治理作用没有明清时期隆重。由此，明朝严格规定了官方建筑形制范式明代公廨建筑格局与功能。

 

　　明朝建国伊始，公廨主要建设包括大堂及其左右耳房、堂前廊房等核心建筑。开国之初，正官和属官集中住在公廨内并共同办公。明朝君臣为了重建君臣关系而恢复社会秩序，在皇帝敕令、臣下奏议中多次鼓励言事。明初开国时期政治气氛相当开放。明代公廨大部分继承前代公廨之基址，也并不允许建筑过于宏美。

 

　　除公廨之外，明朝还颁行天下一律建设各种国家政治礼仪性建筑：一是儒学，府称“府学”、州称“州学”、县称“县学”，是教育府州县生员的学府。太祖按“治国以教化为先，教化以学校为本”的重教思想，洪武二年十月，颁诏天下府州县皆立学。其后都司、行都司、卫所、转运司、土司皆按府州县建儒学。

 

　　年龄15岁以上的生员俱照例送入学，明初规定，府学定员40人、州学30人、县学20人、土官入学无定额，后来每府州县往往超过定员。儒学形制基本是国子学)的缩影，廨修扩建行动相当频繁，修建范围以正堂、仪门、大门等已存的建筑物为主。大多数的地方公廨在宣德、正统年间因岁久或遇灾颓坏，公廨修建当成了急要之务。还有公廨扩建行动主要有三个特点：

 

　　第一，扩建属官、吏胥办房。明中期，在政治上官员间的上下关系发生变化。明朝府州县正官需要严格遵守任期，也不得祖籍任职。在一个公廨中，正官毕竟是外人，然其属官、吏胥都是本地人。正官对工作环境并不熟悉，日常政务繁忙，不得一任。很自然，各种职权对部下的依赖程度加深。

 

　　第二，重建宣扬性建筑，推行规格化。随着明朝统治长久，公廨等官方建筑包含的“象征”角色显然浓厚。为显示明朝“一代之制作”和礼仪思想的雄厚，将建筑格局急需规格化。已前面说过，申明亭、旌表亭、戒石亭等建筑，虽然明初早就命令天下一律建置，但实际上或有或无。所以就明代而言，包括仪门、谯楼、申明亭、旌表亭、戒石亭等宣扬性建筑的有无或完整程度，可做一种规格化的标准。

 

　　第三，扩建后堂建筑，私人空间充实。大抵是上述二条件完成后，政治实用功能几乎完备，可扩建开始涉及正官的后堂。虽是用以处理密事之所，但后堂本身是正官私人生活之所，此时期主要增置花园、池塘、客厅、厨房、杂屋、憩息、游玩、生活等与政治无关之所。以后堂为核心的建筑群，与大堂建筑群门墙相隔，成了一个独立的院落。

 

　　明中期的长期政治动荡，由于明世宗治世初期的励精图治，社会秩序稍微恢复起来。然也只是昙花一现，内患外寇、农民贫困等社会问题继续存在，导致了财政危机更加严重、君臣关系相如水火、奸臣垄断政权，明朝一天天腐败下去，君臣彼此努力也无济于事。最后，社会秩序崩溃，不能逃脱国灭的命运。

 

 

　　就公廨建筑政策而言，至嘉靖时期已成定制，其后虽各有倾圮、修建、新建等情况，但建筑礼制没有太大改动。柏华先生所定为“嘉靖定制”此概念，正是恰当的。规划定立后，公廨建筑政策达到了维持的阶段。维持的手段大概有两种：

 

　　第一，基于已存的机构，再扩建专门机构。公廨既是政治建筑，又有礼制建筑的侧面，中国古代王朝对礼制有层层周密的规定，一般为了避免损害国家威严，既有增加、调整等积极行为较多，然很少有减少、废止等消极行为。就府州县廨建筑而言，通过梁柱、房数等调整增置各种机构。

 

　　第三，挂匾额，赐标语。如上所述，公廨规模扩大带来了“象征”“威严”的色彩浓厚。随着公廨建筑格局功能的规格化，明朝还企图从礼制方面来加上官场的神威感，故各建筑物上挂匾额，赐予宣扬性的标语。挂匾额最代表的宣扬性建筑有牌坊。牌坊，对府州县正官公廨的牌坊特称“宣化坊”。

 

　　顾名思义，匾额上题的名称目的是为了宣化臣民，从字面上表现官员廉政的思想。例如，河南内乡县衙博物馆现存的牌坊有“菊谭古治”“忠廉坊”等标语。挂匾额，立牌坊，最早出现于明初时期，而明中期有的地方早已完备，然至嘉靖年间后因各地公廨机构齐全，便在全国普遍。同时，大门前的石狮像、照壁等附带建筑也依次出现。这些设备虽然没有实用功能，但既有标示的存在，又能够让百姓容易感受到公廨官界的神威感。由此，随着“八字衙门”具备的象征面貌要素逐步齐全，名副其实的明代公廨终于彻底完成了。

 

　　然机构完备后，明朝立即政治糟糕，公廨不能维持多久实际意义。不可否认，明朝轻视公廨的态度对地方官员有很大的影响。至此，明朝官员的廉政思想，及明代公廨的“象征”“威严”角色，均已名存实亡。

 

　　明朝建国之际，严格规定了公廨建筑格局。按朝廷颁布的“范式”，各县级以上行政隶属普遍建设。明代公廨基于前代公廨的建筑特征，又受到了宫殿建筑和民间建筑的建筑模式制约加以规整。清代大部分沿袭明代的建筑模式，因有很大的普遍性，一般统称为“明清衙署”。

 

　　在明朝统治下，既然设置府、州、县等地方行政区分，就要急于建设公廨。作为明朝政治之“象征”，其兴废情况反映出明朝政治之复杂变局，也和地方政治关系密切。因此，谈及明朝治国的运作情况时，公廨则成为无可缺少的一个政治环节。

 

　　明代公廨蕴含的“政治性”“精神性”极强，公廨以宣传国家支配的威信为目的来建设，公廨能够直接传达中央集权的国家命运，并成为明朝统治之精神支柱。由于明朝中央集权的完善，公廨亦奠定了作为“宫阙之末”的历史地位。因此，到清末基本继承了明代形成的建筑模式和礼制思想。